1957年人类首次将人造卫星送进外太空，这无疑是人类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许多思想家对此表达了震撼与忧喜交加的感受。例如，马尔库塞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谨慎地指出，太空活动表面上呈现出乐观的科技进步，实际上却以此形象包装了其带有毁灭破坏性的军事部署本质。同样身为知名批判理论家的阿多诺一方面表示太空活动是人类智慧的一项终极展现，当今的时代精神已经不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是在马背上，而是在火箭上；但另一方面却质疑这项活动是否脱离了人类生活基本需求、缺乏实质意义。法国文化理论家维利里奥的知名著作，法语原版题为《解放的速度》，英译后书名（想必在获得了维利里奥的许可的前提下）改成了《开放的天空》，于1997年出版，当中亦对人类的太空活动提出了许多理论探讨。

不过平心而论，不论是马尔库塞、阿多诺还是维利里奥，这些学者的讨论都仍较为粗糙，毕竟人类的太空活动在上述思想家活跃的时代只是开端。时至今日，太空活动的蓬勃已是当年完全无法比拟的了。然而奇怪的是，在全球隔三岔五就会发射火箭上太空、宇宙中也已存在不止一座空间站的今天，社会学界对人类社会的太空活动却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当年的思想家面对人类初次发射人造卫星时的震撼与由此为思想开辟的启发，完全没有被后人继承下来，即便后人明明有更多资源与更多的必要性研究这件事。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当今社会科学界之所以对太空活动缺少关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太空被认为离社会生活太遥远了。毕竟除了极少数具有空军背景的人、科学家或大富豪之外，绝大多数人并不会上太空。除非误把太空科幻作品的各种奇思狂想当真，否则人类的社会生活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基本上都还是在地球上的，讨论太空似乎过于不切实际。

然而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与太空无关的；相反，我们的生活与太空可以说始终息息相关。

例如，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大致上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模式，人类的粮食生产、日常穿着，也深受季节影响。而“每日”和“季节”无非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位置造就的。又如，临海人家的生活深受潮汐影响，大多人的薪资以月为单位领取，“潮汐”与“月薪”也是由地球与月球的位置决定的。至于航海活动更是需要人类对满天星空有足够的认识才得以可能。人类所生活的地球不是孤立的世界，而是处于宇宙中的无数天体之一，其地表环境在很多方面都深受它在太空中与其他天体之间的关系所影响。

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人类在今天拥有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科技手段，对宇宙有比古人更为进步的认识；但有趣且矛盾的是，古代其实比当代更有“地球处于太空中”的意识，因此也有更多牵涉到太空的社会行动。例如，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观天象”在古代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影响全民生活的高等知识活动，也是一种人类最初步的太空活动（尽管在这个阶段人类只有视线进入了太空）。天象不只决定历法、农业生产与节庆祭祀，而且甚至还决定了国家政权的统治正当性或军事活动的可行性。中国古代的国家元首被称为“天子”，而此处的“天”其实指涉的就是宇宙空间。虽然这个宇宙空间被认为是超越地面的彼岸，但无论如何依然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千字文》才会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么具有太空意识的词句作为开头。

然而在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人类的宇宙观发生了重大改变。被视为启蒙或科学兴起的重要代表事件之一的，就是日心说的提出。虽然今天我们常认为日心说打破了“以地球为中心来思考世界”的视角，然而实际上，由于日心说将人类观念中的宇宙中心从地球移开了，使得太空从“人类世界的上面”变成了“人类世界的外面”。既然在“外面”，而且是纯粹根据天体引力的因果法则来运行的外面，那么就表示它和复杂的地球人类世界是断裂开来的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要讨论人类世界，只需要讨论地球就够了。于是，自日心说之后，人类对世界的讨论几乎就只停留在地球上，越来越不考虑人类社会与太空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地心说”视为一种空间上的“地球中心主义”的话，那么科学上的“日心说”反而造成了人类社会观念的“地球中心主义”，太空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念中越来越被认为与人类社会生活无关，社会也因此离开了太空。

然而，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地心说”在今天必须被抛弃了，因为人类社会活动已经切切实实地进入太空了。

不过，人类的当代太空活动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与整个社会有关。如果把“人类社会的当代太空活动”简称为“太空社会行动”的话，那么太空社会行动至少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人类行动实际超过卡门线为开端。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的各项太空竞赛，皆属于此开端的延伸。虽然这时候不只是人类行动，而是连人本身都已经进入太空，甚至登上了月球，但这些太空活动都是基于国际政治角力之上的军事活动，除军事和相应的政治与法律之外，所有其他社会领域都被排除在外。不过，1962年美国发射了用于商业通信的“电星一号”（Telestar1）将太空社会行动带入了第二阶段，因为这颗人造卫星让一般社会大众都开始能够使用例如卫星通话、卫星电视等设备，人类社会自此之后也逐渐在越来越多方面交织进太空社会行动的网络中。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在越来越多方面都非常依赖人造卫星在遥感、探测、通信等方面的功能。正是因为太空社会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天气预报知道出门要穿什么衣服、是否要带伞，飞机、船只才能在导航下安稳地航行，甚至连“外卖小哥送餐”这种日常生活极为琐碎的小事，若没有卫星从太空中给予路线指引都是难以成立的。太空不再是遥远的外面，而是嵌入社会生活越来越多方面。也许可以说，最晚从1962年开始，人类社会已经再次进入了太空。

太空社会行动对当今中国来说亦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发展领域之一。从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以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就从未停下脚步。2015年，国家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年）》，推动了中国第一批商业航天企业的诞生，至今中国的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有上百家，规模相当庞大。2021年1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将“建设航天强国”确立为国家重要发展方针之一。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航天强国，2023年全球航天发射活动中，中国占了三分之一，卫星数量居全球第二，天宫空间站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座由单一国家建造的太空站。

如果我们可以正视当代社会已再次进入太空的事实，那么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对此，我感觉我们可大胆宣称：社会学的地球时代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当今必须开拓将太空领域纳入研究范畴的新时代。中国是世界航天强国一事，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在太空研究方面尤具资源优势。不过，当我们开启新的社会学想象力时，必然会遇到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太空社会行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模式？它如何可能？它究竟如何影响当代社会生活？甚至，今天真的有一种因太空社会行动而造就的新社会形态吗？笔者目前正在尝试开展研究以回答这些问题，期待不久的未来，笔者能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更广阔的太空世界。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